旧政协会议上,周恩来发言要求释放张学良

songyashuang.com 2020-04-05 21:06:18来源:快眼看书

本文摘自《聆听历史细节》王凡著当代中国出版社出版(当代中国出版社已授权人民网读书频道连载,如需转载请与出版社联系)读书频道转载本文只以信息传播为目的,不代表认同其观点和立场旧政协会议上,周恩来发言要求释放张学良也是在那一年,赵先生深怀感慨地对我说:“抗战八年是我记忆中最珍视的一段,这不仅是因为通过艰苦的抗争,我们民族第一次取得了反对外来侵略的胜利,还在于那正是我人生最美好的青春时光,正处在恋爱的年纪。

”在抗战八年中,赵浩生既读书,又从事抗日宣传活动,流动于西南数省,他还因肺炎到西北治疗休养,可以说足迹纵贯非沦陷区的南北。 在此期间,他接触到许多美丽而富有才华的女性;而他也已长成风度翩翩的英俊青年。 与赵浩生先生的数年过往中,他在跟我闲谈时会偶尔提起一个女性的名字,追溯一段“凤楼人远箫如梦”的故事,这些故事几乎都发生在抗战期间。 但最后他都叮嘱再三:“不能写。 ”也许,他觉得那“满身香雾簇朝霞”的良辰美景,那“无端隔水抛莲子”的玄妙,是置身局外的人无法体验和完美地记叙的,且让我们等待他自己的回忆吧。

自从于《是种子,不是死尸》体尝到成功感和萌发当记者的夙愿后,赵浩生便不辍笔耕,时常向报社投稿,即便是在西北治病期间,也不间断。

他为了给报纸写好戏剧评论,翻阅了大量文艺理论的书籍。 所以在他真正谋求记者的职业时,颇能拿出几篇反映自身实力的旧作来。 当日本惨败、中国惨胜初见分晓的时候,赵浩生选了几篇旧作剪贴起来,向数家报馆发出了求职信。

不久,几家报馆均表示有意录用,而最先录用他的竟是彼时最高级别的官报《中央日报》。

赵浩生记忆尤深的是《中央日报》的“面试”:他按通知于深夜11点晋见社长,走进社长办公室,社长胡健中只抬头看了他一眼,就又埋头专注案前的稿子了。

对赵浩生的话,他心不在焉地“啊,啊”了两声,未等赵浩生坐热板凳,就说:“明天到采访部上班。

”胡不加深究就让赵浩生来上班,莫非他仅一瞥,就认定了赵浩生是块当记者的好料?更何况《中央日报》是国民党的党报,可胡连他是否国民党员都没问一声,这实在出乎意料。 后来,赵浩生了解到,当时《中央日报》的大牌记者们都被派到沦陷区去接收敌伪报馆,当社长、总编辑去了,《中央日报》内部唱起了“空城计”,所以他轻而易举地跨进了新闻记者的高门槛。 在《中央日报》总编辑兼采访部主任罗保吾主持的编辑会议上,赵浩生被指派采访政治新闻。

可赵浩生在此之前,尚未受过一天新闻记者的专职训练,且在雾都政治的茫茫人海中,两眼一抹黑,政治采访从何着手?作为战时首都的重庆,当时恰逢政治新闻接踵芸集的热闹时刻:毛泽东赴重庆谈判,马歇尔来华调处国共停火,旧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与召开,按葫芦起瓢的战后复员……这对一个政治新闻记者来说,是极富刺激又能煽起情绪的机遇。 “蜀中无大将,廖化充先锋”,赵浩生回忆说,“否则这些重大政治新闻不会轮到我这个初出茅庐的新手头上,然而,当时心里承受的巨大压力也是可以想象的。

”在没有人指教的情况下,赵浩生只好“摸着石头过河”。 钻研、采访、写作,战战兢兢、勤勤恳恳,赵浩生以其热情、机敏、全身心的投入,弥补了经验及政坛生疏等不足;以其独特视角、笔触和感受,反映了现代中国历史上最热闹、也最复杂的纷繁场景。 究竟从哪一日开始,赵浩生也记不清了,几乎每天的报纸上都有他采写的重头报道,几乎每天都能从报纸上看到“赵浩生”三个字,且渐渐从《中央日报》扩展到其他十数种报纸。

他终于在人才济济的重庆新闻界脱颖而出,以致同时受12家报章之聘,领取12份薪水。

赵浩生回忆那段日子最得意的事,就是每天下午坐在重庆都邮街最幽雅的咖啡馆,等待从上海空运来的《申报》。

那时重庆的报纸纸质又糙又黑,而《申报》则又细又白,在这又细又白的报纸上,总能看到赵浩生的名字。

他一面呷着咖啡,一面翻阅着刊有自己文章的报纸,想到通过自己的手笔传播着世人渴望了解的事件和消息,内心盈溢着超乎寻常的满足。

1946年1月10日,举国瞩目的政治协商会议——史称旧政协会议——在重庆的国民党政府礼堂开幕。

赵浩生作为唯一的官方记者得以列席这一历史性的会议,目睹了当时政坛风云人物和颜悦色地进行政治角力的精彩场面。 赵浩生逐日报道了会议的进程。 然而在同我谈及那次采访时,他却讲了这样一段故事。 在会议的一天下午接近黄昏时,突然传来一阵军号声,原来是降旗的时间到了,代表们自觉地起而肃立,直到号声停息,也就是降旗完毕才又坐下。

这时,周恩来突然发言:在刚才的霎那间,我突然想起一个人来,没有他,就不可能促成我们民族惊天动地的团结抗战,也就不会有民族复兴节那天的欢欣情景。 这个人就是张汉卿先生,可这位于民族有功的人,至今仍然被禁羁着没有自由,这是不合情理的,因此我吁请蒋主席尽早释放汉卿先生。

周恩来的一番话出人预料、语惊四座,会场一阵沉默。

当时在座的有国民党代表8人,其中孙科、王世杰、张群、陈布雷等均是政治讲坛纵横捭阖的好手。

赵浩生说他很想听听这些国民党的砥柱以何说辞为他们的领袖辩解,可他们却都瞠目语塞。 过了好一会儿,还是国民党代表邵力子将此话题敷衍了过去:“张汉卿与蒋主席,不是领袖与僚属的关系,也不是统帅与部将的关系,而是如同父子般的关系。 ”他不直说是迟早抑或当否恢复张学良自由的理由,而绕着弯提出关系论,言下之意即蒋介石对张学良是囚是放,属父子间的家务事,外人置喙也无用。

我在有关的史料中,只看到在1月14日的会议上,周恩来曾发言说:“蒋主席在本会宣布的四项主张(其中第四项是释放政治犯),我们非常拥护,全国人民迫切希望全部实现。 有些事情当然要有步骤,但放人这件事可以立即做。

”随即提议释放西安事变的策动者张学良、杨虎城。 却不知此外还有一段围绕放人显睿见智的轶事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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